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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剑桥大学的最新研究，在配偶排他性这一进化议题上，人类似乎与猫鼬、河狸的关系，要比与黑猩猩或大猩猩等近亲远得多。该研究通过对多种哺乳动物的单配偶制（即一夫一妻制）水平进行比较排名，试图厘清人类在自然界生育版图中的真实位置。
数十年来，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大多依赖化石证据和人类学田野调查来推断祖先的交配行为。相比之下，针对非人类动物的研究则更多诉诸长期的社会观察和亲子鉴定。
这项新研究另辟蹊径。剑桥大学考古学系的马克·戴布尔博士通过分析多种哺乳动物以及跨越数千年的人类群体中，“全同胞”（同父同母）与“半同胞”（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的比例，来衡量交配行为的排他性。
戴布尔认为，单配偶制程度较高的物种或社会，往往拥有更多父母双方完全相同的孩子；而多配偶制或滥交系统的种群中，半同胞的比例则会显著升高。
为了量化这一模式，戴布尔开发了一套计算模型，将近年基因研究中的兄弟姐妹数据与已知的繁殖策略联系起来。其结果是一个可供跨物种、跨文化比较的“单配偶制评分”。尽管该模型并非绝对精确，但它为观察漫长历史跨度下的交配制度演变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维度。
“在单配偶制的‘顶级联赛’中，人类稳坐一席之地，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在交配上则要随意得多。” 戴布尔作为一名进化人类学家指出，人类全同胞率与社会性单配偶制哺乳动物的范围重合，这进一步支持了“单配偶制是人类物种主导模式”的观点。
人类是否天生倾向于单配偶制，这一争论已持续数百年。许多学者认为途牛配资，稳定的配对关系促进了社会协作，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繁衍生息的关键动力。
与此同时，人类学家也记录了人类婚姻制度的巨大差异。早期研究显示，85%的工业化前社会允许一夫多妻制，即一名男性可以同时与多名女性保持婚姻关系。
为了估算人类的单配偶制水平，戴布尔分析了来自欧洲青铜时代墓地、安纳托利亚新石器时代定居点等考古遗址的基因证据。此外，他还整合了全球94个社会的民族志数据，研究对象涵盖了坦桑尼亚的哈扎狩猎采集者，以及印度尼西亚种植水稻的托拉雅人。
“虽然人类的交配和婚姻实践呈现出极大的跨文化多样性，但即便处在光谱极端的人类社会，其单配偶制程度仍远高于大多数非单配偶制物种。” 戴布尔如此表述。
这项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报告：生物科学》上的研究显示，人类全同胞的总体比例达到了66%。在所研究的11个物种中，人类排名第七，坚定地留在被视为“社会性单配偶”的阵营中，表现出对长期配对关系的明显偏好。
在研究名单中，猫鼬的全同胞率为60%，而河狸则略高于人类，达到73%。在这两类动物身上，数据都指向了强烈的单配偶倾向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灵活性。
与人类最相似的物种是白掌长臂猿，其单配偶制评分为63.5%。 它是研究中除了人类以外，唯一一种通常每胎仅产单崽的高排名物种。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是来自亚马逊的须狨，这种小型猴类是顶尖阵营中唯一的非人类灵长类，其全同胞率高达78%左右，因为它们通常产下双胞胎或三胞胎。
相比之下，研究中的其他灵长类动物大多处于排名的底端。山地大猩猩的全同胞率仅为6%，黑猩猩则只有4%，与海豚持平；而恒河猕猴的这一数字更是低至1%。
“基于黑猩猩和大猩猩等近亲的交配模式来看，人类的单配偶制很可能演变自非单配偶的群体生活，这种转型在哺乳动物中非常罕见。”戴布尔解释道。
类似的转变也出现在某些狼和狐狸物种中。尽管它们的犬科祖先可能是群居且多配偶的，但这些物种演化出了社会性单配偶和共同抚育行为。灰狼和红狐的全同胞率分别接近46%和45%，而埃塞俄比亚狼则高达76.5%。
在列表的最顶端是加州鹿鼠，它们一旦配对便终身相守，全同胞率达到了100%。处于另一极端的是苏格兰索艾羊，由于每只母羊都会与多只公羊交配，其全同胞率仅为0.6%。
戴布尔强调，几乎所有其他单配偶制的哺乳动物，要么以“一对配偶加后代”的紧密家庭单元生活，要么在群体中仅允许一只雌性繁殖。“而人类生活在强大的社会群体中，群体内多名女性可以同时生育子女，并维持各自稳定的配对。”
在人类之外，唯一被认为维持这种“多成年个体共处、多对稳定配偶并存”模式的哺乳动物是巴塔哥尼亚玛拉，这是一种长相酷似兔子的啮齿动物，它们在由长期伴侣构成的公共聚居区中生活。
戴布尔最后重申途牛配资，该研究聚焦于生殖结果而非性行为。他指出，人类拥有一系列能产生全同胞与半同胞混合条件的伙伴关系——从序列性单配偶制到稳定的多妻制，其核心始终伴随着强大的亲代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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